钱先航

201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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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1

　　社会对于公共部门“合同工”问题的讨论日趋激烈，但目前尚无研究提供编制影响个体收入分配的微观证据。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共部门“正式工”与“合同工”在个体收入、劳动强度和社会保障等物质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不同；此外，我们还研究了编制对个体精神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正式工”，“合同工”在收入状况、劳动强度和社会保障方面均存在劣势，处于“既患贫又患不安”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影响了“合同工”的主观态度，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幸福感都相对较差。对编制的分解研究发现，行政编和事业编除了前者在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有优势之外，其余均无显著差异，凸显了编制的普遍价值。在其他因素中，综合来看教育对公共部门个体是最有价值的，但党员身份则无足轻重。此外，我们还对比了“合同工”和其他部门员工的差异以探究人们从事“合同工”的可能原因，发现其主要目的在于以当前的低收入来换取未来的退休保障，而这也是暴力执法的重要原因所在。

　　相比现有的文献，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深化了关于阶层、权力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将现有对市场分配机制社会集团、权力与收入分配的讨论推进到更具深层和现实意义的编制层面，因为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权力和阶层结构，编制内群体也是社会分配的主体。二是拓展了关于公共部门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考察了收入之外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本文将视角定位到公共部门内部的“正式工”和“合同工”，关注此二者的不同是我们理解公共部门收入差距的关键。三是数量化了编制对个体收入及社会保障等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对个体态度的作用，这对于回应当前社会关切、推进机构编制和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看，论文能够解释现实中人们对编制的追逐以及大量“合同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这对于回应社会关切、推进机构编制和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根据本文的结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推动编制的动态管理体制，化解僵化的编制供给体制与灵活的编制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二，深化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的分配体系。第三，真正落实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切实保证公共部门“合同工”的工资待遇，同时严格管控其执法资格。第四，加快改革步伐，打破编制的“铁饭碗”，逐步实行竞争性的聘任制，消除编制导致的身份差异，为编制内外的个体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

　　基于以上创新，本文荣获第二届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