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 音调难定的本土化——近年来若干相关问题述评 作者：郭震旦（山东大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随着中国崛起的实践取得历史性进展，中国学术范式的转换也相应展开。在全球化愈演愈烈及中国的主体性日益彰显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学术的新体系已成为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为因应这一形势，近年来，有关学术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日渐热络，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变动。对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发展动态进行及时的学术史考察，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本文从试图从全幅视域出发，对当前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本土化主张及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总结，以求加深对学术本土化这一重大学术命题的理解。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本土化首先来自对中国学术西方化的反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并没有“中国”，几乎完全是“拿来主义”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的刺激，本土化主张逐步在整个学术界蔓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术界掀起了“重思中国”的热潮，以求重新中国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价值观和方法论。直至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口号的提出，本土化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诉求。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的代表性作品表现出挣脱西方理论控制的强烈愿望，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或从知识论，或从实践论，或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构建中国学术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首先，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国家的崛起必将促进学术自主性的苏醒，继而促进整个学术体系的更新。中国正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大角度转型的社会变迁，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创造一流学术成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次，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为本土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个动因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推动，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被视为一项战略任务，只有从本土出发，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才能重新找到稳固的根植深处的文化之锚。 在经济学方面，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可谓本土理论建构的一个代表。该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见解，也对一些现有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和争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答案，推出后影响广泛。在社会学方面，对本土化主张实践最自觉的是社会学的农村研究，其中以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最为典型，其目标在于“发动一场以中国经验为本体的理解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运动”。历史学在本土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从西方话语中打捞中国历史”。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始了一个自觉摆脱用欧洲历史模式解读中国历史的思想行程。 本土化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其所执用的本土理论资源极其缺乏，我们仍然要到西方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论述里去寻找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理论基础。目前本土化讨论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本质主义容易导致本土化讨论出现反智化与简单化的偏颇，从而把本土化简单地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对峙。本土化问题十分复杂，其间古今中西密集交叉，文化本质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杂糅在一起，这些主义之间竞争活跃，尤其在全球化这一不可移易的历史存在中，这些竞争究竟会产生哪个方向的合力，仍然难以预料。 本文着重指出，本土化主张的揭橥，实质上是在中国重新到世界舞台中心之后，向那种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学术格局进行挑战，试图在世界综合国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重新调整观念世界的力量版图。当前，学界盲目套用异域理论、脱离中国实践的研究之风盛行，因此，本土化主张的提出，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它对异域理论的反省，对中国主体性的坚守，为中国学术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能。本文也对走向误区的文化本质主义提出了批评，进而澄清了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迷思，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升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郭震旦，男，汉族，1966年1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尤为重视国际史学前沿问题研究，在《近代史研究》《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三部，承担二分之一撰写任务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 撰稿：潘宏庆 |
